做消防工程需要什么资质,小鱼与大坝的抗争

《环境法故事》一书是用10个发生在美国的经典案例来讨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逐步确立的一些原则和规则，在法官、律师、学者梳理的不同案件的前因后果中，让我们看到巨型工厂、核电站、大坝这些现代社会的象征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及解决思路。

与文明同步发展的环保法

　　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频发的环境灾难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的出版，让人们意识到农业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人类逐渐认清了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不再把自己看做地球的唯一主人，不再把“人定胜天”看做唯一的真理，也发现经济发展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并开始重视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字眼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法律领域的变革则与之同步，可以说，环境问题引发的国家决策的改变和人们认识的提高，是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发展背后的驱动力，也决定着司法原则的导向，这一点是理解《环境法故事》10个案例背后各种矛盾和纠葛的关键所在。

　　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之后，才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而该书所述的“布默案”、“储备采矿公司案”都反映出时代发展与司法理念更新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判断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作用；“卡尔弗特悬崖核电站案”则标志着法院成为环境行政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事前环境影响评价”原则的确立……

　　众多里程碑式的判决构成了一部“环境法故事”。不过这些案例都没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戏称其为“蜗牛镖诉水电站案”)有代表性，因为不管是《清洁水法》还是《清洁空气法》都有着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也因与公众健康有关而异常明显。但当关注的焦点扩展至与人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动植物时，才凸显出环境法的独有特色，其中的选择也更加困难。

　　蜗牛镖(Snail Darter)是一种体长不过3.5英寸的小鱼，也没什么经济、观赏价值，与大坝相比几乎微不足道。而修大坝则无疑是一件风光无限的事。“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象直观而震撼，“清洁能源”、“防洪”、“适航”等功能也是回应各种质疑的最佳武器，更何况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种备受推崇的理念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中竟然受到一种小小的鱼类“蜗牛镖”的挑战，显示出时代的发展对法律的改变。

　　一条小鱼引发的诉讼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产物，在二战之前它曾独领风骚。该部门在田纳西河干流和附近主导修建了大量水电大坝，一度是全国最大的电力生产者，是“曼哈顿计划”等的战略电力来源，备受美国政府重视。但二战之后，随着水利项目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逐渐上升，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形象逐渐受到质疑。

　　在1962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批准了“泰利库工程”，准备把它做成一个样板工程来回应质疑，但是，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管理局领导对该项目情有独钟，声称“没有泰利库大坝，就没有经济发展”。在建设过程中，田纳西野生生物资源委员会明确反对该项目的进行，认为它将对河中的鱼类产生影响，于是1972年1月，田纳西东部地区法院法官泰勒基于《国家环境政策法》责令项目停工提供环评报告，但此时管理局已经在该项目上花费了2900万美元，当然无法放手。管理局四处游说，并于1973年2月提供环评报告，取得了泰勒法官的认可，于1973年10月解除了禁令。虽然环评报告仍然让环保人士感到不满，不过看起来大坝修建已是势在必行，让工程停工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就在停工禁令解除前夕的1973年8月，事件突然峰回路转，田纳西大学的鱼类学家大卫教授在田纳西河潜水时捕捉到一条他从未见过的小鱼——蜗牛镖，后来它被证明是一种新的物种，别处没有，濒临灭绝。只是此时小鱼的发现，无法构成大坝修建的法律障碍，因为《濒危物种法》刚通过不久，蜗牛镖也并不在濒危物种名单之上，且这部法律由于初获实施，几乎未曾接受司法检验，也没有相应的行政指导意见可以遵循。于是大坝反对者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最终在1975年将蜗牛镖增补进入濒危物种名单。而对战的另一方，管理局也没有放弃项目，他们疯狂加快施工进度，还聘请生物专家试验性地把蜗牛镖转移到海沃西河生存。

　　事情在此时似乎陷入了僵局，因为渔猎局作为联邦的一个机构无法将《濒危物种法》强加在管理局头上，而司法部一般也不愿代表一个联邦机构起诉另一个联邦机构——这需要克服一些政治甚至是宪法障碍。于是渔猎局允许反对者填补这个空白，以希尔等为首的反对者最终在1976年2月对管理局提起了公民诉讼。诉讼审理过程繁复而冗长，双方各执一词，拉锯战般战斗了数个回合，在联邦地方法院和联邦第六巡回法院互有胜负，直到案件被管理局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最终作出了有利于希尔的“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认定停工禁令是最合适的救济手段。伯格大法官撰写的法庭意见表明了全力支持《濒危物种法》的态度：“关闭闸门属于联邦行为，最高法院无权平衡蜗牛镖价值与工程半途而废造成的损失。但《濒危物种法》的目的是扭转物种灭绝的趋势，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毕竟泰利库工程耗费了大量资金，连主流媒体在当时还是认为《濒危物种法》过于严苛，还声称“任何物种如果不能迅速适应从河流到水库的变化，就没有资格存活下来”。

　　但耐人寻味的是，泰利库水库还是在1979年关闸蓄水了，因为参议院后来赦免了泰利库大坝修建项目，看起来最终蜗牛镖还是败给了水电站。但实际上，尽管蜗牛镖没能阻止大坝的修建，但这场抗争强化了一部重要的制定法，也使得泰利库水库成为“联邦机构固执己见和拨款政治”的标志，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削弱了利益集团独断专行的权力。

　　环保人士支持的卡特总统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其实是发出了“联邦修建大坝时代终结的信号”，即便他本人最终因为签署了大坝拨款法案而受到环保人士的批评，说他“输给了泰利库大坝”，也无法掩盖这一点。输了官司的蜗牛镖后来没有灭绝，它们在新居海沃西河大量繁殖开来。

　　从某种程度上讲，环境法其实就是在进行各种判断、选择和权衡。这种判断与权衡并不是静态的、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依赖于科学水平的发展与人们认识的提高。这一领域因充斥着科学术语、个体诉求、利益争斗和政治理念而显得异常复杂，所以说“学习环境法，胆小者莫入”并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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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0日-11月02日陕西

2014年11月20日-11月23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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