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加班之余，心血来潮地回顾了一下本周经历的项目，核电、地铁、海绵城市、地下管廊、文化体育、智能汽车、光伏发电，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这一两年确实是热起来了，特别是PPP，可谓万众瞩目，其实冷暖自知。前几天去参加一个PPP的投资回报研究课题讨论会，与会大咖们各抒己见，总的看来也是问题多于成就。

以我之见，PPP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与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对于中国式PPP而言，技术层面的问题始终是次要的，P3从业者们的聪明才智足以handle绝大多数的技术问题。真正要紧的，从来都是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再努力的奔跑都是徒劳；方向正确，哪怕是大差不差，再多的失败都可以转化为最后的成功。由此，我们今天准备聊聊PPP发展现状之三大方向性背离。

我们一直强调此PPP非彼BOT，强调这一轮的PPP的发展目标，不仅仅在于解决融资难和地方债的表面问题，而且在于促进投融资机制改革，并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而反观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除了国务院、发改委和财政部屡屡发文力挺，实际操盘PPP项目的地方政府、咨询顾问和投资人这几方的手段又如何呢？懂行的有，但是不多。

先说咨询顾问，受限于低价竞争、成本控制、项目时间要求及自身综合实力，真正能花心思为特定项目量身定做PPP实施方案，并有机会精雕细琢的能有几家？而且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一时，有些地方官员不但不愿意花钱请外脑，就算是不得不花的辣么一点点咨询费，也总是想留给当地的“师爷”。至于投资人，诚心实意冲着二、三十年的项目运营利润去的又有几成？PPP的发展目标固然高大上，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执行者，或者付诸实施的手段不够科学，大干快上的结果多半会是一地鸡毛。

PPP的政策导向其实比较清晰，或者说曾经清晰过一段时间，那就是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投入公共及准公共产品及服务领域，以期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化解地方债所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而在PPP项目实操过程当中，被现状牢牢束缚的市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真正的大玩家没过多久就浮出水面。地方政府发自肺腑欢迎的投资人，不是PPP政策最初瞄准的民间资本，而是央企国企，他们才是本轮PPP的主力军。

当然，受到市场偏好及地方政府的压力，与PPP有关的政策后续出现摇摆，或主动，或被动，原本打算坚守的一些阵地陆续都被放弃掉了。这能怪市场吗？我觉得不能，最起码不能全怪市场。只能说PPP政策的综合性太强，需要协调的东西太多。从2014年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已经很不简单，但再往前走，百分之一百是深水区。倘若不能从政策层面更好地疏导市场，那么不仅难以真正化解地方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且还可能因为央企、国企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源的广泛介入而出现迭加效应。

不知道有没有机构在做相关投融资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个人觉得很有必要，且有相当程度的紧迫性。

这是个老槽点了，但一直没有过时，并且随着PPP模式在越来越大范围内的推广与落地，这个问题已经不出所料地成为PPP项目实践当中的一大痛点。融资、土地、二次招标、社会资本提前退出等等都是老生常谈了，项目实践当中虽有左右腾挪之术，但多属灰色地带的灰色操作，合规乃至合法层面的风险如影随形。为了达成交易，地方政府和投资人常常要求其财务及法律顾问就此进行“创新”，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略有不同的，是政府方更多关注资金到位、建设质量及运营绩效，而投资人更多关注项目增信及投资回报。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没有调整到位之前，PPP项目的此类创新需求若要得到满足，幼稚一点是由政府方提供各种违规担保或承诺，以及一些根本无法落地的付费或补贴安排，貌似增信，其实是早晚失信；成熟一点的，则体现于经过各方博弈之后形成的复杂而精巧的交易结构，以切实反映和照顾包括政府方、建设方、财务及行业投资人的多重利益诉求，同时又能避免触碰法律及政策红线。

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高明的川菜厨子，如果不给他配备辣椒花椒麻椒泡椒和豆瓣，应该没人相信他能在不作弊的情况下做好本职工作，更不可能做出任何高大上的新派川菜。

以上谈到的三个背离，其本质在于宏观政策、游戏规则与项目实操三者之间的脱节。从某种角度看，市场从来都是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主体，对于任何政策和规则，无论其合理与否，市场总是能够做出当下最为合乎逻辑的选择。相比之下，政策关乎方向，规则关乎秩序，前者需要保持相对稳定，后者则需与时俱进。唯如此，市场里的各路玩家才能把他们的小聪明变成大智慧，在PPP领域完成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工作，各取所需，各得其所。